編者按：鄧志標，1957年赴深，曾任深圳市羅湖區(qū)漁民村老村長。1980年代初，該村大多戶人家的收入突破1萬元了，成為全國第一個“萬元戶村”。本文由鄧志標口述，講述漁民村改革開放故事。

鄧志標（資料圖）

一

我們漁民村就在深圳羅湖。整個村的村民，都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后，陸續(xù)從東莞過來深圳河打魚的，到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半個多世紀了。那時候東莞是重要的漁業(yè)出產(chǎn)地，漁民很多。但由于“漁霸”欺壓，大部分人都吃不飽，生活非常艱難。

后來一些東莞人路過羅湖橋時，發(fā)現(xiàn)這里有一條深圳河，水美魚肥，非常適合生活。而且深圳當時人很少，漁民也少，所以東莞橋頭鎮(zhèn)一批漁民，一路從東莞沿東江等河流順流而下，最后在漁民村所在的這一帶水域停留下來。漁民們?nèi)粘Ｒ源螋~、養(yǎng)魚、賣魚維持生活，雖然也不寬裕，但比在東莞受“漁霸”欺壓好多了。

其實深圳也不是沒有“漁霸”，只是沒有東莞那么嚴重。而且新中國成立后，這些“漁霸”大都在國內(nèi)呆不下去，跑到香港去了。

于是1950年，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幾個弟弟妹妹，和其他漁民一起從東莞劃船來到這里。我是1941年在東莞橋頭出生的，出生才9個月，母親就離世了。家里兄弟姊妹太多，父親一人養(yǎng)不活，我就跟隨祖父祖母生活，一直在東莞打魚、養(yǎng)魚。1957年，我快17歲了，我的祖父祖母年齡也大了，漸漸力不從心，沒辦法繼續(xù)養(yǎng)我了，就告訴我：“我們養(yǎng)不動你了，你還是去深圳找你父親吧?！庇谑窃谀且荒?，我辭別年邁的祖父母，從東莞石龍坐火車來到深圳。

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，我們是不叫“漁民村”這個名字的，最開始叫“船埗頭”，意思是停船的碼頭。甚至我們都不算定居在這里的，因為大家都生活在船上。我們一家?guī)卓?，吃喝拉撒都是在船上。船也不大，大概兩三平方米。我來到深圳后依舊是做打魚、養(yǎng)魚的事，捕上魚來送去集市賣，一斤能賣幾毛錢。

1953年前后，政府在岸上幫我們搭建了茅棚，我們開始到岸上生活。1962年前后，我們把茅棚改成平房，才正式到岸上定居，后來大家就叫我們?yōu)椤皾O民村”了。最初的漁民村村民并沒有特別穩(wěn)定，因為大家都是討生活自發(fā)聚集到這里的，人來人往比較自由。自從建設(shè)了平房之后，村民就差不多穩(wěn)定下來了。剛開始漁民村有70多戶人家，基本全是東莞來的，后來慢慢減少到30來戶，這也就是后來漁民村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之后，大家所說的“漁民村30戶人家”的由來。

減少的那40戶左右的人家，除了部分遷到其他地方外，大部分都逃到香港去了。上世紀60年代，從深圳“逃港”的人不少，我們漁民村的人天天晚上看到那些人游水渡河，他們掉了東西，我們就給撿回來。他們之所以要走，是因為物資匱乏。那時我們在深圳算比較富的村子了，一個月發(fā)40斤大米、二兩油、半斤糖，還有邊防區(qū)域的救護費用，但是因為沒有油水，總感覺吃不飽。

結(jié)婚之前，我從沒想過“逃港”。因為我已經(jīng)是村里的主任，如果連我都有這樣的思想，漁民村要如何管理？后來實在餓得不行，也動了想去香港的念頭，最后依舊沒能成行，原因有兩個：一是我在香港那邊沒有親戚朋友，就算自己過去了也不知道投靠誰；二是當時我已經(jīng)結(jié)婚，愛人還懷孕了，如果我過去了回不來，留下這孤兒寡母該怎么辦呢？于是想來想去我就放棄了。

現(xiàn)在看來這個選擇還是對的，因為改革開放之后，漁民村的發(fā)展是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。如今，我們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住房和產(chǎn)業(yè)，每個月有分紅，還有租金收入，這些都很可觀。

二

從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，我們和國內(nèi)其他地方差不多，都是維持著計劃經(jīng)濟的生產(chǎn)生活模式。大約是從1958年前后，群眾選舉了我做生產(chǎn)隊的隊長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居民的生產(chǎn)生活：誰負責去打魚，誰負責在池塘里養(yǎng)魚，誰負責后勤等等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日子就這么艱難地捱著。

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，改革開放的氛圍開始濃厚起來。1980年，全國人大在深圳設(shè)置經(jīng)濟特區(qū)，而我們漁民村，也迎來發(fā)展的轉(zhuǎn)折點。

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鋪開，深圳從香港引進不少港資企業(yè)，主要是“三來一補”的來料加工廠，最初來了六七家。雖然廠的規(guī)模都不太大，但也有成百上千的崗位需要用人，老板便來漁村招工人。我是生產(chǎn)隊的干部，不可能去廠里做工，只能給他們出謀劃策，先在村里，后來又去東莞幫他們招聘了一大批工人。老鄉(xiāng)們的確也愿意來，因為收入比在東莞好很多。

不久，就出現(xiàn)了一個問題——生產(chǎn)來了服務(wù)配套跟不上。所以，很多人都開了一些茶餐廳自己經(jīng)營，我們漁民村也開設(shè)了茶餐廳。此外，為了增加收入，我們還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緣優(yōu)勢，倒賣香港的二手汽車，以及做運輸?shù)鹊取?/p>

大家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，整個都是大工地，到處一片熱火朝天的基礎(chǔ)建設(shè)場景。既然在建設(shè)，那就肯定需要大量的基建物資，比如水泥、磚頭等。于是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，購置了一些運輸設(shè)備，大力開展陸上和海上的運輸業(yè)務(wù)。陸上運輸主要是用汽車從東莞太平，也就是現(xiàn)在的虎門鎮(zhèn)，拉來紅磚、水泥等，直接賣到工地上；此外還從深圳河挖淡水沙，拉沙子到工地，再從工地把挖地基挖出的泥巴運走等等。海上運輸主要是用我們的船，到中山等地把紅磚拉回深圳，帶來工地上賣。因為基建物資需求量大，我們跑運輸?shù)娜苏於己苊β怠?/p>

改革開放大幕一開，那種場面真是太振奮人心了。當時生意好到我們都不用去找買家，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村里找我商量買紅磚、水泥等物資?？催^我們拉的紅磚的質(zhì)量，滿意了，大家就成交。我們有幾條船，幾個人跑一趟大概能掙3000塊錢左右。那時候進行工程建設(shè)的程序也比較簡單，有錢就可以。當時深圳的很多建筑都用我們運輸?shù)牟牧稀?/p>

就這樣，我們靠餐廳、汽車、運輸，以及少量的打魚，每年都能賺很多錢。當時我們漁民村人也不多，才90多個，能勞動的有幾十人，一年下來每人都能分不少錢。以我自己為例，我家就我們兩夫妻在工作，一年能分到9000多塊錢。其他人家勞動力多的，分到的更多。因此，1980年代初，漁民村大多戶人家的收入都突破了1萬元了，成為全國第一個“萬元戶村”。這個“萬元戶村”是我提出來的，其實那時候我們平均下來，兩萬元都有了，但是我還是比較保守地說了平均1萬元。

三

自1980年代我們利用改革開放的偉大時機，開展多種經(jīng)營并迅速發(fā)展致富之后，漁民村迎來了無數(shù)關(guān)注者，其中包括鄧小平、楊尚昆、王震、胡錦濤、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(lǐng)導人。在這諸多來訪的領(lǐng)導人之中，1984年鄧小平的來訪，對漁民村的影響最為深遠，當時我正是漁民村的村長。

1984年1月25日一大早，我們突然接到通知，說有中央領(lǐng)導要來視察漁民村，要趕緊到村委會準備接待工作。當天上午10點多，前來視察的人從中巴車上走下來時，我們才知道來訪的居然是鄧小平同志。區(qū)委書記帶著我跟鄧小平同志握手，并介紹我說：“這是我們漁民村的村長，他也姓鄧，叫鄧志標?！?/p>

聽到我也姓鄧，鄧小平就笑了，身后的鄧榕拍著他的肩膀說：“500年前還是一家的哦?！闭f完大家都笑了。

鄧小平在村里的活動主要是看和聽——看漁民村的變化，聽村民的匯報。他下車之后，先在漁民村走了一圈，后來來到我家。看到我們住的房子之后，鄧小平說：“這種房子如果在北京的話，要部長級的高級干部才能住。”他還跟楊尚昆說：“等到全國人民都住上漁民村這樣的房子，恐怕要100年時間?！碑敃r有人說可能用不到那么久，鄧小平同志則表示：“我國人口多，至少也要70年”。

當時我們住的房子，是1981年村里依靠集體力量投資70萬元，請來設(shè)計院統(tǒng)一規(guī)劃、設(shè)計、建設(shè)了33棟米色小洋樓，有花園，還有噴水池。村民家家戶戶都有了當時剛剛開始流行的三大件——電飯煲、電冰箱、電視機，都是從香港買回來的，有的家里還有了音響和空調(diào)。

看完村里的大致情況之后，鄧小平同志就坐下聽我們書記的匯報。鄧小平來訪的時候我們?nèi)迦司晔杖胍呀?jīng)接近6000元，平均每戶收入超過3萬元。聽到我們的收入這么高，鄧榕怕年紀大了的鄧小平?jīng)]聽清，特意大聲說：“老爺子，比你的工資還高呢！”大家又都笑了。

整個過程中，我記憶最深的是鄧小平說的幾句話。聽完我們書記的匯報之后，他問我們書記：“現(xiàn)在你們生活這么好了，還有什么需要嗎？”我們書記回答：“需要是不敢了，但是我們現(xiàn)在過上這樣的生活有點害怕，害怕黨的政策會變化?！?/p>

其實這個擔心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擔心，我們書記對這個問題更是有切身的體會。書記的年齡比較大，經(jīng)歷過的運動也比較多，他曾經(jīng)被打成走資派，受盡折磨。我們這些人都經(jīng)歷多了，見識多了，知道普通人一旦被打成“地主”、“走資派”，帶上“帽子”，連老婆都找不到，更別說幸福生活。那么，現(xiàn)在先致富的我們會不會又被戴上一頂“帽子”？

聽到這個擔心之后，鄧小平開始哈哈大笑，于是他拍著我們書記的肩膀說：“不要害怕，黨的政策一定會變的，但是只會向好的方面變，不會向差的方面變?！?/p>

事實證明，從改革開放至今，村民們從來都說“改革開放好”，說不好的一句我也沒聽見過，可見黨的政策真的都是向好的方面變，鄧小平同志當年說的沒有錯。

鄧小平同志來訪之后，漁民村經(jīng)過媒體的大量報道，開始廣為國內(nèi)外所熟知，漁民村的名聲越來越大。后來我也應(yīng)邀去中央電視臺參加節(jié)目，我上臺時說：“我叫鄧志標，我是漁民村的村長，我們是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！”

名聲擴大之后，也為漁民村吸引外資、擴大生產(chǎn)提供了很多便利。一提到漁民村，大家都知道這是鄧小平去過并得到鄧小平肯定的村子，去那里投資肯定不會錯。也就是在這一年，漁民村的收入首次超過百萬元。

1985年前后，我們繼續(xù)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，引進了好多企業(yè)，例如表帶廠、寶石廠、家具廠等等，村民廠房的租金收入和在工廠里打工的收入就更多了。

四

90年代初，漁民村進行了農(nóng)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，成立股份公司，我們村給自己的公司取名叫做“漁豐”，“漁”是指我們是打漁人，“豐”就是豐收。

1992年，鄧小平同志第二次“南巡”，雖然這次他沒有來漁民村，但我們發(fā)展的勢頭依舊很好，已經(jīng)不是“萬元戶”而是“幾萬元戶”了。

但是，隨著特區(qū)的不斷發(fā)展與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多，漁民村也像深圳其他的城中村一樣，開始了無序建設(shè)，把兩層高的漂亮小洋樓加蓋到五六層、甚至七八層。一時間，“握手樓”、“接吻樓”建設(shè)風席卷整個漁民村，密集的房屋完全不符合消防要求，加上工廠不斷壯大，許多污水被排入深圳河，漁民村也從過去環(huán)境優(yōu)美、生活舒適，變得污水橫流，居住環(huán)境不斷惡化，成為一個“臟、亂、差”，安全隱患、治安隱患嚴重的社區(qū)。

同時，由于外來人口多，管理混亂，治安嚴重惡化，村里入室盜竊案件時有發(fā)生，居民沒有安全感。在這種背景下，2001年，漁民村被列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試點，開始破土動工重新改造。

經(jīng)過3年時間，漁民村于2004年8月正式改造完成。改造后的漁民新村建設(shè)了一棟20層高的綜合樓，以及11棟12層高的小高樓，共一千余套單元房。還把村口三角用地和長達300多米的防洪堤改建成為一道具有藝術(shù)觀賞、廣場燈光走廊和防洪防護三個功能的“文化藝術(shù)長廊”，還設(shè)置了很多介紹村史的浮雕。大家的生活環(huán)境比起當年小洋樓時代又提高了幾個檔次，收入也更多了。

這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漁民村伴隨著深圳同步發(fā)展。從居無定所、一條船一個家，到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，再到后來家家戶戶都有小洋樓、別墅……大家的生活天翻地覆。漁民村村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與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整個深圳的發(fā)展，是絕對分不開的。毫不夸張地說，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漁民村的今天。我們村民都將改革開放的總設(shè)計師鄧小平同志當作自己的恩人，1997年，從廣播里聽到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時，大家都很悲慟，在村里的工廠為他召開了追悼會。

后來，我思考過漁民村為什么會發(fā)展得這么好。我發(fā)現(xiàn)當初我們之所以那么窮，是因為在舊的計劃經(jīng)濟條件下，只能遵照上級指令進行生產(chǎn)，我們打魚的只能繼續(xù)打魚，手腳都被束縛住了，發(fā)揮不出來。改革開放之后，鄧小平同志說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我們才松開手腳，能者多勞，開始搞多種經(jīng)營，打魚的除了打魚、養(yǎng)魚之外，還開起了餐廳，發(fā)展運輸事業(yè)。

后來，那些去香港的村民也回來看望過我們，甚至還有被香港公司派駐深圳工作的。他們中的一些人和我說自己后悔了：“早知深圳有今天的發(fā)展，我就不去香港了！”我也贊同他們的說法，現(xiàn)在，就算有八抬大轎抬我，我也不去香港——退休后，我在深圳有社保和退休金，加在一起每個月有6000多元的保底收入，村里的企業(yè)還給我們分紅。年輕時，我們的日子過得辛苦，每日奔波，還掙不到幾口飽飯，而現(xiàn)在在漁民村生活，我可以自豪地說，我很滿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