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和老婆結婚、成為鄉(xiāng)黨委書記女婿的故事，要從我在家鄉(xiāng)的投資開始說起。

我們農村出來的人，因為小時候太苦了，所以對財富的重視度遠遠超過在城市里長大的人。我年輕時，把賺錢的任務和計劃看得很重，其中有一個計劃是“五年投資一次房地產(chǎn)”。出來25年，我也完成了五次“五年計劃”。

早在1991年中秋，20歲的我就帶著打工的收入到回老家，做了件讓鄉(xiāng)親們瞠目結舌的事：還了父親的欠賬，拆掉了舊房子——父親和姐姐都是在那個房子里去的，那兒不能住了——在旁邊蓋起了一座三層的紅磚大瓦房。這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大新聞，當時十里八鄉(xiāng)，很多老人都拄著拐杖去看熱鬧。人們翻來覆去說得最多的就是那句話：“20歲哦，20歲建一棟房子！”在村里一排排的土坯房中，我這棟紅磚房格外醒目。

農村的孩子知道農村的苦，所以我想搬離農村，最起碼要在縣城里有個家，將來小孩能在縣城讀書。1995年“五一”期間，我又回到老家，先是花了一萬八在縣城郊區(qū)買了一塊地皮，地皮位于將要開發(fā)的工貿區(qū)。又向工廠主管和同事借了兩萬塊錢，蓋了一座三層樓房。我們祝家村有100多戶人家，我是第一個在縣城蓋房子的，那時候我才24歲，老鄉(xiāng)們都很羨慕。

剛開始我的想法很單純，只覺得自己如果在縣城有個地方住，就是“城里人”了，對商鋪的利潤沒想到那么多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這座房子成了我的“第一桶金”：在之后的十年里，縣城的地價上漲了十倍，當年1.8萬元買的地，變成了18萬元；加上蓋的360平方米的三層小樓，這處房產(chǎn)的價值已經(jīng)超過了30萬元。

慢慢地我在家鄉(xiāng)也有了一些名氣，但當我真正去我們鄉(xiāng)黨委書記家相親時，還是有些不敢相信。這位書記一直被我視為上層人物，我剛開始一直納悶，就問媒人：“干部家庭會看中我？是不是女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”但后來我了解到，他們家人特別欣賞我這種拼搏的精神，他們看得起我，不會覺得我是個孤兒，反而發(fā)自內心地佩服我能自立自強。于是我去相親的時候，有意空手去，什么都不帶，但他們家里人卻拿我們鄉(xiāng)里最高的規(guī)格來招待我，酒菜都是最好的，我老丈人還敬了我十杯酒。

1997年正月，我結婚了。一個孤兒成了家鄉(xiāng)上層人物的女婿，這是我被老家認可的最佳證明。定親沒花什么錢，結婚的時候我包1萬塊錢給他們，然后他們又把那1萬塊錢買了家具，等于說我把妻子娶回家，一分錢沒花。我能有這樣的福氣，很大程度是因為深圳，所以老婆懷第一個孩子時，我和她說，如果生了一個女孩，就取名叫“深深”，如果生了男孩就叫“鵬城”，都是要表達我對深圳的感恩之情。后來，老婆給我生了一個8斤重的白胖小子，我們就直接取名叫“祝鵬城”。

也是這一年，我開始用自己的收入去幫助老家其他人，做了一些慈善的事。我們鄰村有三個貧困生，都考取了大學，但家里交不起學費，每次開學我就幫他們一把，他們的學費差多少我就湊多少，全部給交齊。我自己沒考大學，知道那種痛苦，所以只想幫他們，從沒想過讓他們還。這件于我而言的小事卻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，現(xiàn)在他們三個人都大學畢業(yè)了，不單一早把借款還清了，在我投資遇到困難的時候，還反過來幫助了我。

四

二十多年來，我持續(xù)收藏著既與自己打工生涯有關，也與深圳有關的物品，暫住證、火車票、工資條、信件、照片、電話卡、匯款收據(jù)、各類票證、圖書報紙等等，各類文史資料我都保存著，藏品數(shù)量能有上萬件。它們幾乎涵蓋了深圳發(fā)展的每一個腳步，每一個方面。我打心底把自己當做深圳的居民，把深圳當做自己的城市。但是，這些東西留在我手上只能給我的子孫看，所以我好幾次把它們捐獻給深圳博物館和寶安勞務工歷史博物館，希望后來的深圳人都看到，發(fā)揮出它們最大的價值。

2006年開始，有媒體報道我捐贈藏品的事，也采訪了我。后來我成為深圳特區(qū)第一代勞務工代表、“十一屆深圳十大杰出青年”正式候選人，又被評為“深圳十大觀念踐行者”。07年，我獲得深圳第三屆國際文博會免費展位，展出了自己多年的藏品。當年10月，我寫的自傳《感恩：深圳寶安明星勞務工祝日升的成長紀實》第一部出版。慢慢地，走在街上會有人認識我，說我是“打工明星”。

2008年，我工作了十幾年的工廠運作艱難，換了一個新加坡的總經(jīng)理，當年國慶節(jié)之后，包括我在內的一批老員工突然就收到了要求離職的通知。在廠里工作了這么長時間，我對它已經(jīng)有了感情，早就不是為了賺錢、拿高薪而留下，而是想一同見證公司的發(fā)展。我記得不到半年前，我們工模部發(fā)生了火災，我拿著滅火器去救火，公司還給了我獎勵。沒想到這么快竟被辭退，很讓人心灰意冷。

慶幸的是，深圳是一個總給人以希望的地方。在失業(yè)1個月后，我有機會進入一家文化公司工作。當時文化公司的老總看到媒體對我的報道，也讀了《感恩》，他說讀得他淚流滿面。剛好我認識很多深圳文學圈的人，他就叫我加入，一起做出版。2008年，在全球金融危機、到處大裁員的情況下，我從一個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技術工，成為了文化公司高管，不得不感恩。到了新公司，我坐在空調房里用電腦，和從前的“藍領”生活完全不同。更不同的是工資，一個月有一萬多，是從前的三四倍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好幾晚睡不著覺。

我在這家文化公司干到2012年底，之后因為公司出現(xiàn)問題，就離開了。現(xiàn)在我主要做人物的專訪和傳記，還做了一本商會雜志，一年中大概有三、四個月呆在深圳，多數(shù)時間在南京和杭州，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，比較自由。

五

2004年以前，我對深圳的感覺還僅僅是“來賺錢”，雖然很感恩，但我并不想在這里落地生根，因為對這里還有很多地方不滿意，比如治安亂和就業(yè)流動性大。

2000年之前，我們在深圳出門都要防打劫。我們公司的生產(chǎn)經(jīng)理，給自己廠里出去的員工打劫了好幾次，還讓人打得鼻青臉腫。我有一回跟著老板的姐姐還有幾個同事去晨跑，老板的姐姐戴了一條大項鏈，結果幾個人沖來把她項鏈搶了，然后立刻竄到了山上去。當時大白天有人打劫已經(jīng)是司空見慣。在這里就業(yè)的流動性也大，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。以前廠里的人都怕自己工資高，因為工資一高，很可能有被老板炒掉的危險。早年一手把工廠撐起來的那批上海老人家，忽然有天就被炒了，老板對他們說：“老人家，你回家養(yǎng)老吧！”

2004年以后，深圳的治安逐漸好轉，進關的邊境令也取消了，條件變得越來越好。那年，我也因為看到一檔節(jié)目，第一次想留在深圳，將這里當做自己的歸宿。這個節(jié)目叫做《漂泊的靈魂》，是中央電視臺播的，我看完覺得，打工者就是漂泊的靈魂，生命中充滿了不確定因素，特別是翅膀還沒有長硬、還不能主宰命運的普通打工者，像浮萍一樣，飄到一個地方，落腳了，但風一吹，肯定又把你吹跑了。當時我在老家已經(jīng)投資了三處房產(chǎn)，如果要買深圳的房子，不是買不起，但是我卻錯過了最早一批“買房得戶口”的機會，一直也沒有拿到深圳戶口，心里不禁覺得自己方向把握錯了，投資產(chǎn)生了失誤。

此后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都因為沒有深圳的戶口而感到遺憾。這里給了我所擁有的一切，我對它的感情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感恩，但還有百分之一，就是沒能成為真正“深圳人”的遺憾。因為戶口問題，我和妻子十一年分居，只有一年相處在一起，孩子到十來歲還是留守兒童。戶口是一座城市對我們的認可，它能保證我的孩子可以在這里上學。希望孩子在身邊、有書讀，是所有普通務工者都迫切需要的。孩子上中學時，我想過為了陪他們放棄深圳回老家。那時心中相當悲涼——對于深圳，我自己已經(jīng)深深愛上了這里，如果哪天要回去，我肯定是流著眼淚回去的，一千萬個不舍得。這二十年來，我天天都很快樂，我真的很想把這種快樂延續(xù)下去。

但近些年，可能因為年齡大了，對許多事情都看淡了。從前有這個目標、那個目標，但到了40歲卻覺得一切順其自然、不要強求是最好?，F(xiàn)在我依舊是農村戶口，老婆孩子是縣城戶口，我也覺得不錯。自己對深圳的感情反而更深厚，甚至覺得比老家更親切。深圳有很多老師、領導、同行和朋友，彼此之間雖然沒有像家里的親鄰那么親密熟悉，可只要有共同愛好、追求，就容易走得很近。我也努力盡一個市民的義務，比如義務獻血十多次，社會大事小事都捐款捐物等等。

我當這里是我的家，也一定是我葉落歸根之處，將來我會在這兒養(yǎng)老。孩子大學畢業(yè)后我也建議他來深圳發(fā)展。

回頭想想，17歲的時候選擇來深圳，認為這里比別的地方好，只是單純地想著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。其實，一年四季打工，就是一天天、一年年在這里，然后習慣這里，離不開這里。深圳幫助我夢想成真，我的好幾個夢都在這里圓了，而且圓得很漂亮：百萬財富之夢、文學之夢、收藏之夢，還有幸福家庭之夢。

中國網(wǎng)政協(xié)頻道（議庫APP平臺）轉自《深圳口述史》叢書，部分內容有刪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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